emc易倍体育秦汉是我国古代监察法规的初创时期。为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，确保监察制度的有效发挥，秦汉逐步构建了以专门的监察法和其他行政法所组成的监察体系。特别是西汉《监御史九条》《刺史六条》的问世，开创了中国古代专门监察立法之先例，不仅为维护两汉四百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还为后世监察立法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。

　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为巩固统治，强化中央集权，建立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监察制度。在中央置御史大夫，负责监察百官；在地方置监御史，负责监察郡级官员；郡守派遣都吏，负责监察县乡官吏。据睡虎地秦简记载，秦时南郡郡守腾在《语书》中说：“今且令人（监察官员）案行之，举劾不从令者，致以律emc易倍体育官方网站，论及令、丞。”这里提到的“案行”指的就是郡守在郡域内的监察活动。岳麓秦简《廷卒令·乙廿一》中“有不从律令者，都吏监者举劾，问其人”，是针对都吏察吏的专门规定。可见，秦代不但建立了系统完备的监察机构与制度，还制定了一套细密的监察法规。这套法规虽然不是以专门的监察法独立出现，而是见诸当时的行政、司法等律令条文中，但有关察吏的法律规定已经构成监察制度的重要内容，为当时御史、监御史、都吏等监察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。

　　汉承秦制，建立了由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、丞相司直、监御史、绣衣使者、司隶校尉、部刺史、都吏（督邮）、廷掾等组成的多维监察网。在吸收和借鉴秦代监察立法的基础上，汉惠帝三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专门的区域监察法——《监御史九条》。卫宏《汉旧仪》载：“惠帝三年，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郡，察辞诏，凡九条。”《监御史九条》的范围虽然只在三辅特区，但其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监察法，对推动后续监察法规的独立化、完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汉武帝元封五年，为加强中央集权、打击地方豪强势力，汉武帝改革地方监察制度，划全国为十三部州，每部设刺史一人，负责州郡的监察。同时，颁布诏令，制定《刺史六条》，又称《六条问事》，颁行全国。蔡质《汉官典职仪》载：“刺史班宣，周行郡国，省察治状，黜陟能否，断治冤狱，以六条问事，非条所问，即不省。”《刺史六条》作为首部全国性的地方监察法，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，魏晋的《六条察吏》《察长吏八条》、隋唐的《巡查六条》等都是尊此模本、一脉相承。

　　《监御史九条》和《刺史六条》是汉代监察法规的重要代表。《监御史九条》即：词讼、盗贼、铸伪钱、狱不直emc易倍体育官方网站、徭赋不平、吏不廉、吏以苛刻、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等九条。就内容而言，条文简洁、对象笼统、内容宽泛，但过于笼统宽泛的法律也容易产生诸多弊端，造成法律在执行中的困难。相较而言，《刺史六条》目标明确、内容具体、权限严格，如“一条，强宗豪右田宅踰制，以强凌弱，以众暴寡；二条，二千石不奉诏书，遵承典制，倍公向私，旁诏守利，侵渔百姓，聚敛为奸”等，具有更强的针对性，其确立的诸多立法原则成为后世监察立法的基本规范。

　　《监御史九条》主要针对郡县等地方官吏，目的在于打击三辅地区豪强官吏的违法越制行为，强化中央对三辅地区的控制。从内容上看，九条涉及司法、行政、经济、吏治、社会等各个方面，但从当时的监察效果来看，作用有限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，汉初实行“郡国分制”的政治制度，中央权力较弱，诸侯在其辖境内具有完全治理权，因此惠帝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恢复御史监郡制度。另一方面，汉初军功贵族崛起，他们依靠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，武断乡曲，扰乱吏治，构成另一股与中央相抗衡的势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官吏与豪强相互勾结、沆瀣一气，对《监御史九条》的实施构成极大干扰。吴楚之乱平定后，汉政府通过削藩措施，将王国辖县的管理权收归中央。武帝时期，通过《推恩令》《附益法》等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，王国问题得到根本解决。然而，官吏与豪强的问题并未改善，景帝时期“吏或不奉法令，以货赂为市，朋党比周，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”的情况比比皆是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：“当此之时，网疏而民富，役财骄溢，或至兼并豪党之徒，以武断于乡曲。”

　　元封五年，为改变中央对地方监察不严的弊端，汉武帝改革监察制度，颁布《刺史六条》。《刺史六条》将二千石官员和强宗豪右作为重点监察对象，严防郡守要员与地方豪强的依附勾连。刺史秩卑而权重，以六条为范围严格执法，“非条所问，即不省”，既明确了监察官吏的职责范围，同时又对监察官吏加以约束，防止其越权违法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《汉书·何武传》：“武为刺史，二千石有罪，应时举奏，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，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，州中清平。”《刺史六条》作为首部全国性的专门监察法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武帝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吏治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，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，其内容及法律设计之范式对后来的监察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堪称中国古代监察法规的奠基之作。

　　东汉时期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延用西汉旧制，《魏书·刑罚志》称：“后汉二百年间，律章无大增减。”另外，考察东汉王龚、周乘、贾琮、徐璆等人的监察事例，其对贪浊二千石官员及郡守臧污的举劾，均系六条内容。可见，“六条问事”仍是东汉刺史的基本职权。

　　秦汉是我国古代监察立法的奠基时期，自先秦始，我国历来重视监察法规建设，并致力于将监察法规的运行纳入法律轨道，成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重要的一部分。清代顾炎武称赞《刺史六条》“为百代不易之良法”，其巧妙的立法技术既确保了监察权的独立，又有效解决了行政和监察的平衡，更大限度发挥了监督治理效能。而两汉中后期随着中央权力的弱化，统治者逐步放弃《刺史六条》的立法原则，扩大刺史监察权的范围，以至刺史逾越职权，干预行政，甚至成为一级行政长官，为东汉分裂为三国埋下政治隐患，留下了深刻教训。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，坚持继承才能不断创新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理论要素、实践要素、时代要素。

　　第一，抓住“关键少数”，重点加强对地区和部门“一把手”的监督工作。韩非子讲，“圣人不亲细民，明主不躬小事”emc易倍体育官方网站，就是强调分级管理，重点监督。武帝时期《刺史六条》中有五条是针对二千石官吏和郡国首相，重在举劾郡国要员的违法乱纪行为。到了西汉晚期，刺史的监察范围虽然有所扩大，但仍以二千石郡守及县令长为重点监察对象，如冀州刺史朱博说：“刺史不察黄绶，各自诣郡。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，使者行部还，诣治所（刺史办公地）。”黄绶指县丞、县尉等副职，墨绶即县令长。西汉对郡守、县令等地区“一把手”的监督，可谓抓住了关键人，管到关键处，产生了很好的监督效果。

　　第二，不断完善监察法实施细则。《刺史六条》对监察对象和监察行为都有明确的界定，其所列举的二千石官吏“不奉诏书”“选署不平”“请托所监”“通行货赂”等违法罪名，与《监御史九条》所列“词讼者”“盗贼者”相比，内容具体，条理清楚，概括准确，便于执行。这些内容对我们今天的监察法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。2021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》，就分别对监察机关调查违法和犯罪职责作出明确规定，列出了职务违法的客观行为类型，以及监察机关有权管辖的101个职务犯罪罪名。条例规范监察程序，健全监察体系，细化监察内容，对保障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与执行，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依据。

　　第三，明确监察官的职权边界，防止越权滥用。武帝时期，刺史“以六条问事”，六条之外，则不察。如哀帝时豫州牧鲍宣“代二千石署吏听讼，所察过诏条”，被丞相司直劾奏免官。2022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》正式实施，把加强对监察官的管理和监督作为重中之重，要求监察官正确行使国家监察权，严防“灯下黑”，其中第二章对监察官的职责、义务和权利进行了严格界定，明确了监察官的职权范围，有效避免监察权对行政权的干预，既保证了监察权的独立和对行政权的制衡，也防止了监察职权的泛化。可以说，这不仅是我国监察法规发展的时代需要，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。

　　（本文刊载于《中国纪检监察》杂志2023年第9期，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齐继伟；本文系国家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《（新编）中国通史》纂修工程《秦汉卷》阶段性成果。）